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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古:鄱陽湖區文書的發現、收集與整理(代序)
来源:写本文献学微刊  更新时间:2018/9/10

劉詩古:鄱陽湖區文書的發現、收集與整理(代序)

 劉詩古 写本文献学微刊 7月30日

曹樹基主編,劉詩古、劉嘯編:《鄱陽湖區文書》(十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一、研究的緣起

二〇〇九年六月,我從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提前來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師從曹樹基教授攻讀碩士學位。在碩士的兩年半時間裡,我一直從事中國當代史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新中國初期的土地改革;二是中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由於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没有自己的博士點,對於自己碩士畢業後的去向,一直困擾着導師和我。儘管曹老師可以在交大帶博士生,但卻拿的不是歷史學學位,而是挂靠在其他的專業名下。鑒於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忙於英語考試和國外大學的申請。因種種原因,無果而終。於是,我留在了本校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由於上述學位體制上的原因,我不能繼續從事中國當代史的研究,不得不選一個與環境或疾病有關的選題,如此才能與所拿的學位契合。

在一項與江西省鄱陽縣政府的合作中,基於研究的需要,我們查閲了鄱陽縣檔案館的相關資料,從中意外發現了幾份鄱陽湖草洲文件。當然,這幾份文檔根本不足以進行學術討論,但卻引起了我們對鄱陽湖草洲問題的關注。二〇一〇年一月,我們從上海繞道浙江石倉村,前往贛東北地區查閲血吸蟲病防治檔案。在進賢縣檔案館,經過一上午的辛苦尋找,我們都没能找到血吸蟲病資料,但又一次意外看到了鄱陽湖草洲資料。當我們離開檔案館時,曹老師轉頭對我開玩笑地説:“想不到竟有這麼多的草洲資料,將來你繼續攻讀博士的話,可把鄱陽湖草洲問題作爲你博士論文的選題。”那時我才碩士一年級,並没有把此話當真。

那時我們的想法很簡單,認爲鄱陽湖草洲肯定與血吸蟲病流行以及環境變遷有着密切關聯。這是一個很好的環境史題目,可以避免在未來博士論文選題上花費過多的時間。二〇一二年三月,我完成了自己碩士階段的學習,留在上海交大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於是,這一當年的“設想”變成了我需要認真考慮的現實問題。二〇一二年四月,爲了確認這一選題的可行性,我前往江西省檔案館查閲相關資料,結果令人欣喜。江西省檔案館有關鄱陽湖草洲問題的卷宗約有二百十四個,文件更是不可勝計。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資料的獲取非常困難,既不允許拍照,也禁止複印,只能在檔案館抄録。另外,大部分文檔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形成的,對於我們想了解明清以來長時段的湖港、草洲問題,顯然是不夠的。

對於江西省檔案館的資料,任何試圖輕易獲得的念頭都是不現實的。就算以最快的打字速度工作,一天也只能抄録六千字左右的材料。爲此,我與曹老師商量,決定採取一種“曲線救國”的方式。這批省檔案館的鄱陽湖草洲資料中有一大部分是環湖各縣上報給省委的文件,那麼在各縣檔案館中也應該保留有類似的文件底稿。即便是省裡形成並下發的文件,在各縣檔案館也應找到相應的存留。二〇一二年六月底,我回到南昌參加南昌大學歷史系組織的“區域文化與地方社會研討會”。會議結束之後,我隨即開始了環鄱陽湖各縣資料的收集工作。整個鄱陽湖地區共有十一個縣,即南昌、新建、進賢、餘干、鄱陽、都昌、湖口、九江、星子、德安和永修。在二〇一〇年,我們曾爲收集鄱陽湖血吸蟲病防治檔案去過新建、進賢、九江、星子和永修五縣。然而,這五個縣的館藏檔案情況非常不理想,個中緣由已難以追溯。由此,這五個縣没有列入我這次的考察行列。這是我在鄱陽湖資料搜尋之旅的開始。


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漁政檔案

在需要去的六個縣中,南昌縣離南昌市區近,又是我碩士期間研究的重點,與檔案館工作人員也相對熟悉,於是成爲這次行程中的首站。值得一提的是,南昌縣檔案館是江西省爲數不多,或許可能是唯一做了檔案數字化工作的縣級館,這給我們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二〇一〇年,我第一次去南昌縣查閲資料時,數字化工作還没有開始。當我説明來意後,檔案館工作人員很快從系統中幫我檢索到了相關的草洲文件,我抄録並複印了一些,於當天就回到了南昌市。第二天一早,坐上了南昌開往餘干的班車。在車上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熱心的退休老幹部,到餘干後他熱情地幫我安排了住宿。餘干縣檔案館儘管非常破舊,但工作人員卻熱情質樸,不耐其煩地幫我調閲有關卷宗。餘干縣資料相對豐富,我工作了三天。

(一)鄱陽縣

離開餘干縣後,我乘車前往鄰近的鄱陽縣。幾年前,我們曾經在當地政府部門的幫助下進入過該縣檔案館查閲過資料。當時由於時間匆忙,加上關注重點的不同,湖港、草洲資料没有仔細查閲。基於此,我決定再次到鄱陽縣檔案館,以求不遺漏資料。只是該館已經從舊址搬遷到了新館,緊靠鄱陽縣委大院。由於是剛剛搬入的新館,各個辦公室的門口没有任何的標示。我一連轉了好幾圈,一個工作人員也没有找到,加上天氣炎熱,氣温已逾三十八度,每個辦公室都大門緊閉,爲的是不讓外面的熱氣破壞了空調帶來的舒適環境。於是,我只有一個個辦公室敲門詢問,終於在一樓找到了檔案查閲室。查檔接待員是位剛來這裡工作的新人,我出示了證件和介紹信,並告訴她我想查閲湖管局或水産局的檔案目録。

她顯得有些猶豫,並告訴我查閲一份檔案需要交納六十一元的查檔費。然而,一個卷宗的檔案,少則有幾十份文件,多則有幾百份文件,如此僅一個卷宗,就需要支付上千元的查檔費。這是我跑過的檔案館中聽到的最昂貴的檔案查閲費,或許她把我的查檔等同於那些查閲婚姻、房産檔案的人。我一再向她解釋,我查檔的目的僅僅在於學術研究,而非其他用處。一般而言,對於没有研究經費的學生而言,查閲有關檔案用作研究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這是各大檔案館通行的做法。基於如此昂貴的查檔費,我最後只選取了水産局的兩卷檔案進行了複印,在我一再的解釋和説明下,這位查檔員請示了領導,僅收取我一份六十一元的查檔費用。衆所周知,鄱陽縣位於鄱陽湖的東岸,水域面積廣闊,湖港、草洲非常多,但文獻資料的保存卻比其他地方少?我内心對此充滿了疑惑。

離開檔案館,我有些沮喪,但没有放棄。在門口攔下一輛脚蹬三輪車。這種車是由自行車改裝而來,相當於鄱陽縣城的“計程車”。我詢問鄱陽縣漁政局的地址,蹬車的老伯遲疑了片刻,叫我上車,徑直拐進了一條街道,十來分鐘就到了鄱陽縣漁政局的大門口。至此,有必要對鄱陽湖地區的漁政系統稍作簡單的介紹。爲了加强鄱陽湖的管理,早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江西省人民政府設立了“江西省鄱陽湖漁港草洲管理處”,並在環鄱陽湖下設了十二個工作站。這是江西省最早建立的省級漁政管理機構。一九八四年八月,經省政府批准,成立“江西省鄱陽湖管理局”,現名“江西省鄱陽湖漁政局”,下設湖口、星子、都昌、永修、鄱陽、餘干、南昌、新建、進賢九個縣漁政(鄱陽湖)管理分局,爲省漁政管理局(省鄱陽湖管理局)派出機構,直接受省局和所在縣人民政府的雙重領導。

我上到二樓找人詢問,有個中年人正在打電話,當我説明來意後,中年人即示意兩個年輕人招呼我,他自己説有事出去了。在隨後的交談中,我才知道剛剛這位中年男人就是鄱陽縣漁政局的局長,他走後局裡的年輕人根本無法做主,不敢讓我去檔案室查閲資料,只是告訴我要等局長回來。這一等就是整整一個下午,直到下班的時間,局長依然没有出現。兩位年輕的公務員示意我明早再來,今天肯定是等不來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漁政局辦公室等候,結果工作人員又告訴我“局長在縣裡開會,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不得已,我再次向曹老師的當地朋友求助,他告訴我局長一會儿就回局裡,叫我耐心等着。大概在十一點左右,局長終於回來了,我跟他説明了自己的來意。

他告訴我,局裡是有個檔案室,但資料不是很多,且多年没有整理,非常的凌亂。一番交談之後,在兩個副局長的陪同下,我們打開了佈滿灰塵的檔案室大門,裡面豎立着幾個玻璃櫃子,櫃子裡存放着散落且已經發黄的紙張和草圖。他們一再告訴我,事關鄱陽湖湖港、草洲糾紛的檔案,不能讓我查閲,原因在於這些檔案過於敏感,涉及許多棘手問題。我交涉了幾次,他們很堅持,我也拗不過,只有放棄,匆忙把一些草洲圖紙複印帶走。

(二)都昌縣

在鄱陽縣折騰了這麼久,但資料的搜集工作並不成功。於是,我決定啟程前往都昌縣。從地圖上看,都昌縣雖然與鄱陽相鄰,相距不過一百公里,然而境内的道路正在整修,坑坑窪窪,塵土滿天,小客車開了足足五個多小時才到。此時,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游歡孫老師也帶着他的都昌籍學生,來到都昌縣搜集資料。游老師曾是曹樹基老師在復旦大學時指導的博士生,也是我在大學階段的論文指導老師。我到達都昌縣時,游老師一行已經提前到達,並已到過縣檔案館查閲過目録。根據他們的介紹,都昌縣檔案館的資料相對豐富。然而,縣檔案館的查檔員在聽力上有些問題,無法聽到我們的講話,只能用筆和紙交流。

次日,我們三人再次來到檔案館。我們先查閲了水産局的卷宗目録,大約有五十個卷宗涉及湖港、草洲協議和糾紛文件。在不斷的追問下,管理員拿出了一本“特藏文獻”目録,裡面有清代至民國湖港、草洲文書,一九四九以後的糾紛文件以及宗譜資料,内容非常豐富。遺憾的是,管理員堅持不讓我們拍照複印,而一字一字的抄録對於我們這些外地研究者來説,是非常不現實的。在百般的協商下,管理員允許我們部分地拍照,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獲得了一些有用的資料和資訊。然而,不管如何勸説和解釋,對於“特藏文獻”,管理員始終不讓拍照或複印,至今這仍然是一個不小的遺憾。

隨後,我們在一幢類似于爛尾樓内找到了都昌縣漁政局。不巧的是,漁政局長也不在,正巧輪到他在鄱陽湖上值班,以防止漁民發生糾紛。於是,第二天游老師帶着學生去了安徽桐城等地調研,而我則直接下到了都鄱交界的鄉村,試圖尋找到一些族譜資料。

二〇〇七年四月,我還在江西師範大學上學的時候,在梁洪生老師的指導下,曾組織一個小組前往鄱陽與都昌交界的“蟠龍殿”進行民間信仰的考察。因爲不熟悉地名,被當地的摩托車司機帶到了另一個寺廟——百福寺,在那裡結識了一位都昌縣中倌鄉的朋友,對我們的考察幫助甚大。時隔五年之後,我再次到這個地方做研究,當然還得找老朋友幫忙。一到中倌朋友的家裡,朋友的母親就告訴我説:“這邊的族譜一般是不給外姓人看的,連同族的女性也很難看到。”這也正是我所擔心的,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没有當地官方的介紹,走進一個陌生的社群,試圖去查閲别人家的族譜,難免會讓人起警惕之心。

七月的盛夏,豔陽高照,朋友騎着摩托車載着我,奔馳在鄉野小路上。遺憾的是,没有看到一份族譜,大致有以下三種理由:其一是管理族譜的人不在家;其二是没有族譜,早年毁掉了;其三是不知道族譜放在誰家。我已分不清哪些是真實,哪些是敷衍我的托詞。我一連跑了都、鄱交界地區的五六個村莊,這些村莊都在縣檔案館保存的檔案中出現過,在歷史時期曾經頻繁出現過宗族間的草洲糾紛。慶幸的是,在都昌縣檔案館和圖書館中,收藏了部分當地家族的譜牒資料和清代文書。其中就有民國己未年(一九一九)續修的《京兆段氏宗譜》,收録了大量明清至民國時期的湖池買賣契約和訴訟文件。

2012年7月劉詩古第一次到鄱陽湖區進行田野調查


在我第一次走進鄱陽湖地區進行資料搜集的時候,主要集中在各縣檔案館和漁政局,查閲的資料也主要是檔案和譜牒。其中檔案資料主要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形成的湖港草洲糾紛文件和協議書,包括大量的調查報告和調解文書。可以説,這批漁政檔案是我們從事檔案搜集工作以來,第一次成系統、大規模的發現。而後,這批檔案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歷史資訊,指引着我們有針對性地走訪了沿湖歷史時期與湖港草洲存在産權關係的近二十個村莊,搜集到了大量明清契約、訴訟文書及漁課賦册,以及散見於各村落的族譜資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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