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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古:鄱陽湖區文書的發現、收集與整理(代序)
来源:写本文献学微刊  更新时间:2018/9/10

三、明清時期的文書

七月十五日,我結束了都昌的工作,經九江返回南昌,然後乘坐南昌至上海的過夜火車回到上海。這次的走訪很幸運又略有遺憾,幸運的是獲得了南昌、餘干和都昌三個縣的湖港草洲的檔案資料,遺憾的是没有能在鄉村找到更多的譜牒文獻,更未見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在這十五天的行程中,我幾乎每天都用電話跟曹老師彙報最新的進展情況,在遇到困難時向他尋求可能的幫助。雖然這些漁政檔案和糾紛檔案的獲得非常重要,但這些文獻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如果没有更早的民間譜牒和其他文獻相匹配的話,我們試圖梳理明清以來鄱陽湖區歷史的想法顯然是不現實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曹老師決定親自出馬,陪我再到鄱陽湖各沿湖村莊走一趟,一個一個村莊地進行走訪和調查。本套《鄱陽湖區文書》收録的文獻,大部分都是在這次的田野工作中陸續發現的。

(一)鄱陽縣的糾結

我們此次田野工作的第一站就是鄱陽縣的蓮湖鄉。在明清時期,蓮湖是鄱陽湖中的一個島,位於鄱陽湖東岸、饒河的下游,如今已經與鄱陽縣的陸地相連,並通了公路。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們在鄉政府見到了蓮湖第一大姓朱氏的老族長朱湊早先生。朱老先生雖然已經頭髮花白,但他精神狀態卻非常好,也很健談。在他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了民國時期編印的《朱氏族譜》,以及二〇〇三年新修的家譜。在民國的《朱氏族譜》中,收録了許多有價值的歷史資訊。

此時的鄱陽湖正值渺水季節,湖面捕撈界止難以辨識,而大批漁船集中於水面捕魚。鄱陽縣漁政部門聯合縣公安局、鄉鎮等部門聯合在鄱陽湖執勤,以防止漁民越界捕撈釀成械鬥。於是,我們也跟隨執勤大隊上了漁政局的船,在鄱陽與餘干交界的湖面執勤了半天。

在此之後,我們相繼走訪了鄱陽縣與都昌縣交界的銀寶湖鄉的鳴山金家和萬家湖萬氏,除了金家尚保留有民國的譜牒之外,僅有的文獻就只有近幾年新修的族譜了。在漁政局的檔案中,提到都昌與鄱陽交界地帶,由於“兩縣人民路隔咫尺,禾穗相連,湖港相汊,土地插花等客觀條件”,經常發生宗族或村莊間的糾紛或械鬥。然而,我們並未在當地找到更早的文獻資料,也就難以對這些家族明清的歷史進行討論。

一連數日,我們都没有大的進展,内心不免有些沮喪,於是決定再去一個鄱陽湖心的漁民小島碰碰運氣。這個小島現叫長山島。“渺水”季節,這個小島與外界的聯繫就只能靠船隻,冬季水涸之後才會出現一條泥路通往對岸的陸地。那天,我們租用了一艘快艇,冒雨在鄱陽湖上疾馳,風很大,水浪拍打着船體,湖面上飄着漁民投放的漁網,密密麻麻,時不時還可以看到一些露出水面的荻草。船工過漁網陣時,每每降速,將尾槳撬起,以防絲網纏住螺旋槳,然後又是一陣轟鳴,劈浪而去。這個小島上主要生活着楊、陳兩姓,靠打魚爲生,幾乎没有土地,只有少量的柴山。遺憾的是,我們只看到了民國時期的《楊氏宗譜》,其中也没有我們需要的史料。傍晚,我們回到鄱陽縣城,從長山島原任村長手中獲得了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湖港、草洲糾紛協議書和示意圖。

從這些晚近的譜牒資料和糾紛協議書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過去湖港、草洲紛争的歷史痕迹,因爲它們或多或少都提及到了家族的湖産,以及與他姓發生紛争的故事。不過,我們没有見到明清時期契約文書的蹤迹,而這類文書,才是我們此行的重點。我們深知,歷史學首先是史料學,没有新史料,也就没有新史學。對於一項高水準的研究而言,不僅存在史料上的突破問題,而且存在史料量的突破問題。如果不是關鍵的新史料,僅憑作者發現的幾條新史料,有時候並不足以支持一項新研究、撰寫一篇新論文,並推翻成説。

(二)餘干縣的突破

九月四日,我們離開鄱陽縣前往鄰近的餘干縣。我們根據從檔案中得到的線索,選擇了餘干縣北部的康山鄉作爲此次田野工作的地點。康山又稱康郎山,是明初朱元璋大戰陳友諒的戰場。爲了工作方便,我們聯繫了餘干縣縣委宣傳部的常務副部長艾向榮先生,由他帶我們到康山鄉政府駐地。在説明了我們的來意後,鄉政府派人陪同我們一起找到了當地大姓的族長。一般而言,找到了族長或有威望的老人,就等於找到了他們家族的譜牒。在鄱陽湖地區,家族的譜牒一般都存放在一個老房子正廳的木箱子裡,輕易不示人,看譜需要燃放鞭炮。

康山鄉主要有兩個大姓——袁姓和王姓。遺憾的是,兩姓的老族譜均在文革中被燒毁。二〇〇五年,袁姓新修了族譜,王姓甚至連自己的譜系都還没有重建起來,我們能看到的僅是王家人從附近其他的王姓族譜中抄來的譜序。不過,在王家村王茂平先生的家中,保存了多份碑刻,其中一份就是王氏始祖的墓誌銘,形成於南宋末期。這份墓誌銘爲我們討論王氏祖先遷居康山的時間提供重要的線索。王茂平先生是康山當地學校的老師,算得上是地方的文化人。當我們問到是否還有其他祖宗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時,王茂平先生與陪同我們的村主任王旺凡先生相互使了一個眼色,這個簡單的動作給了我們一絲的希望。進一步詢問後,王旺凡先生從自己的房間裡捧出了一堆用報紙包裹着的破爛紙張,不用説這正是我們想要找的契約文書。

曹樹基教授在餘干縣康山村民家中翻看歷史文書


這批文書破損嚴重,且非常不平整地卷在一起,幾乎每張都需要先用手撫平,然後再進行拍照。在種類上,王家保存的文書有水面、湖田和草洲的買賣契約和議約合同字、立收領或經催大差字、納税執照以及草洲訴訟文書。這批文書總共二百五十三張,主要集中於清代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和光緒年間,也有少量是明末崇禎年間和清初康乾時期。我在拍照的時候,曹老師與當地村民聊天,重點瞭解村莊上是不是還有其他人手中保存有類似的資料。村民告訴我們,退休老鄉長袁景櫃先生手中好像有一些東西,上午他到縣城去了。袁景櫃,曾任康山鄉鄉長、黨委委員,現已退休在家,但依然還熱心鄉里的大小事務。預計袁景櫃從餘干縣城回到了康山,曹老師就去鄉政府找他詢問情況,我就一個人留在王旺凡家中繼續工作,王旺凡先生在一旁陪同協助。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我接到曹老師的電話,通過聲音可以感受到他的興奮。他説,袁鄉長手裏也保存有大量的明清契約文書。王家村的工作結束後,我立即前去鄉政府,與他會合商量下一步的事情。

這天對我們來説是個不尋常的日子,這天的發現構成了本套《鄱陽湖區文書》前六册的内容。在袁景櫃辦公室的老櫃子裡,存放着袁家村歷年來的水面、草洲文獻。袁景櫃先生告訴我們,這些文書雖然年代久遠,但現在依然發揮着作用,特别是在水面捕撈權的争奪糾紛中,仍然可以作爲家族捕撈習慣和過去業權的證明。這類資料是湖邊生活的人非常重視的歷史文獻,細心保存至今而没有全部損毁。在數十年的從政生涯中,袁景櫃先生參與處理和調解過不計其數的水面、草洲糾紛,而這些文書每次都能提供重要的歷史證據。在保存歷史文書的同時,每次的糾紛都會留下不少的新協定或官方處理檔案,他也一併保存了下來。於是,康山袁姓幾百年水面和草洲的複雜歷史,在袁景櫃一個老舊樟木櫃子裡得到沉澱和延續。

在袁家文書中,有一本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的目録。在這本目録的封面上,有這樣的一段説明文字:

其案件各樣字迹,查明分類,每類用布包,共計七包。原以紙包,易於破爛,布包可垂久遠。後有作者,仍要依照舊章,自不至有損壞踈失之患矣。以後尋字據者,看簿落在何包字號,易於尋查,若查出看後,仍要歸轉原包,不可亂放别包之内,免致錯誤,猜疑難尋,切切爲要。

在同治五年之前,袁氏也有保存各樣字迹的傳統,但是用紙包裹,容易破爛。同治五年,有袁氏族人把各樣字據分類,編立字型大小,用布包好,这樣不易破爛,且容易查找。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這批文書的時候,也是用一個已經發黄的白布包裹着。在數量上,袁家保留下來的文書要比王家多很多,大約在六百張上下。在文書的類别上,與王家基本相似,主要有買賣契約、合同議約、收領字、草洲底册和訴訟文書等,其中訴訟文書占的比重最大。袁家留存的文書一共編了五册,訴訟文書就占了四册。根據内容,訴訟文書又可分爲狀式、移文、劄書、憲票或憲牌、關文、口供、驗屍圖格、内堂審訊記録等類别;在尺寸上,訴訟文書一般要比買賣契約、收領犯字大,如完整的“狀式”長一百六十釐米,寬三十一釐米,垂直拉開足足有一個成年人這麼高,而契約和收領犯字的長度大多不會超過一百釐米。

另外,在同治五年的目録册中,還有一篇整理者寫的前言:

嘗思書契者,所以志天下,古今萬物之事理也,無書契則前代述之典章何以傳,無書契則後人之事業何以垂。上古聖人結繩以治,中古聖人畫卦陳疇,文明漸啟,莫不有賴於書契,是書契利及于天下萬世者,何其重且大,顧可不愛之惜之而珍重之乎?然而典籍文章爲天下所共有,付之梓房發爲剞劂廢缺,尚有可買。若夫鄉里之中,尋常應酬字樣,大則案牘買賣文契,小則合約收領犯字等件,無事不甚介意,有事可執爲確據,倘忽略不謹,任其廢失,從何購辦?悔莫能及。余于同治丙寅歲,深念族衆湖港洲坪産業甚多,案迹並各樣字據不少,實有關於五百餘煙之要件。雖藏之笥中,年湮日久,無人修理,雜亂無章,霉爛不堪,心竊傷之。於是不辭勞瘁,悉心翻閲,分門别類,立簿壹本,編立字號、目録,用作布包,某字放與【】某包之内,俾亂而無次者,有序可尋,且於霉爛之中細心補葺,俾之原紙雖殘,字迹頗存,猶有可觀,後之尋覓字迹者,極爲簡便明白,當不致有煩腦【惱】殘缺之嗟焉。愚自愧譾劣,不揣冒昧,妄爲修理,雖不敢謂有功於一族,亦可謂一族之小補雲爾。

同治五年丙寅歲季春月 霖 謹識

在這篇序言的開頭,袁霖先强調了書契的重要意義。他認爲,一般的典籍文章都可以在市場上買到,但鄉里之中的買賣文契,没有事情的時候無所謂其重要性,但若發生了諸如糾紛争訟之類的事情,則可“執爲確據”。如任其廢失的話,又不能像典籍一樣可以購買,必定會追悔莫及。此外,袁家的湖港洲坪衆多,所立的各樣字據也不少,都是袁氏家族五百年來之要件。但是,隨着年代遠去,又無人整理,散亂無章,有些甚至霉爛了。袁霖於心不忍,決定悉心翻閲,分門别類,編立字號目録,裝訂成册,如此方有序可尋。更爲難得的是,袁霖還對有些霉爛的字據進行了補葺,使得有些字迹留存了下來。袁霖在序中表現得很謙虛,姑且不論其對袁氏宗族的貢獻,僅從文獻留存的角度,其貢獻也是非常大的。

由於拍攝的工作量很大,當天我們没有回到餘干縣城住宿,而是直接在村上找了一個小賓館住下,把袁景櫃先生保存的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湖港草洲協議書和其他文件抱回賓館繼續工作。那天,曹老師與我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點多,借着不算明亮的燈光,完成了這批資料的拍攝。第二天一大早,光線充足,我們在鄉政府辦公室完成了明清契約文書的拍照工作。離開時,我們分别與袁景櫃、王旺凡約定,開學以後,請他們帶着這些契約文書來上海交通大學,我們負責整理裝裱,修復好後再送回給他們。他們則授權我們公開出版。

在結束康山鄉的工作之後,我們搭乘當地人的便車前往南昌市,並順訪了江西省鄱陽湖漁政管理局了解情況,結果令人沮喪。儘管如此,這次在康山鄉發現大批明清時期湖區文獻,在給我們很大震撼的同時,也給了我們繼續開展沿湖田野工作的信心。

(三)都昌的發現

九月七日,我們離開南昌前往都昌縣。在都昌縣委宣傳部的介紹下,我們認識了曾長期在都昌縣漁政局工作,後來調任永修縣漁政局工作的王旺春先生。在王旺春家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他在以前工作中搜集保存下來的湖港、草洲資料,以及都昌縣各姓的新修族譜。九月八日,王旺春和縣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汪國山陪同我們從縣城出發,前往都昌與鄱陽交界的中倌、南峰以及沿湖的薌溪、萬户四個鄉鎮進行田野調查。根據檔案中獲取的線索,這次主要是去走訪中倌的段氏、南峰余晃村的余家以及薌溪、萬户的洪、於等姓。這些不僅是當地的大姓,而且在草洲或湖港問題上争訟糾紛頻發。

這一天的工作流程仍然是先看譜牒,然後與村裡的長者聊天,詢問一些我們關心的問題。我們看到的譜牒多係近一二十年裡新修的,偶爾也可見到一兩種民國時期印行的族譜。有關湖港草洲的文書,偶爾會在譜牒中見到零星的記載,原件則遺失或損毁。中倌的段氏保存了一本涉及湖面、草洲的買賣文契和糾紛訴訟資料的族譜,主要是清代、民國時期段氏與周邊各姓買賣湖池、草洲,以及發生糾紛産生的司法文件。可惜的是,段氏族長考慮再三,將我們婉拒在外。這種情況在鄉村田野工作中時常遇到,我們也充分理解當事人的顧慮。

九月九日,我們租用了一輛計程車再次前往沿湖的西源鄉和周溪鎮。在西源磡上曹家,我們再次有了新的發現和收穫。經過跟當地的鄉民短暫交流之後,曹老師激動地與接待我們的曹元建村長來了一個擁抱。因爲,曹老師的老家在鄱陽縣磨刀石,而磨刀石曹家據説是宋代從都昌縣磡上曹家遷過去的,如此曹老師也算是從磡上曹家分遷出去的。這層關係頓時拉近了大家的距離。雖然《曹氏宗譜》中有比較多湖港、草洲内容的記載,但我們仍然詢問是否還有其他的文字資料。曹元建先生没有遲疑地告訴我們,自家樓上就有。曹老師跟着曹元建上樓去尋寶,我留在一樓繼續拍譜牒。不一會,他們手裡拿着一疊略顯破舊的紙張下來了。在磡上曹家發現的這批文書約一百八十份,構成了本套第七册的内容。在種類上,也主要是湖池買賣契約、立收領字、納税課册和訴訟文件等。在品相上,這疊文書的破損程度相對嚴重,由於在過去浸過水,很多紙張已經黏在一起,字迹也變得模糊。

曹樹基、劉詩古在都昌縣磡上曹家調研時與當地村民合影


在結束西源鄉的工作之後,我們本想繼續南下周溪鎮,然而已經到了開學的時間,第二天就是新學期註册報到的日子。我們連夜回到了上海,田野工作也只能暫告一個段落。經過前後兩次的資料搜集,我們獲得了兩類大宗文獻,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漁政檔案,二是明清時期的契約、訴訟文書。在我博士入學之際,基本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文獻采集工作。

故事並没有就此結束。二〇一二年七月,我在都昌縣檔案館查閲水産局的檔案時,發現一份抄寫於一九六二年的《江西省南康府都昌縣漁米課册》,抄件全册共有一百二十頁。這份抄件是當時政府用以處理漁民糾紛問題的重要歷史資料。在這份抄件的開頭,有這樣一段文字:

根據都昌縣處理民事糾紛領導小組決定,現將都昌縣北山公社鄒家嘴大隊漁民所存《江西省南康府都昌縣漁米課册》照抄於後。其中有部分地方因原存本破舊以致察看不清,或殘缺遺漏者,照樣留給空白,或加注明,以便查改。

這段文字透露出一個資訊,這份抄件的原件有可能還保存於“鄒家嘴大隊漁民”的手中,只是原本就有部分的破舊和殘缺。循着這一信息,二〇一三年一月,我與曹樹基教授一起再次前往都昌,找到了北山鄉鄒家嘴村。在一個鄒氏村民家中的房梁下,我們找到了《江西省南康府都昌縣漁米課册》的原本。依據其實際内容,我們將此課册原本命名爲《嘉靖二十一年都昌縣漁米課册》(以下簡稱《都昌縣漁米課册》),長三十七釐米,寬二十八釐米。除此之外,我們還意外地發現,鄒家嘴村保存了兩本清代的漁課册以及清代至民國時期的契約、收領字、租湖字、納税執照和訴訟文書,一共約三百五十頁,成爲本套書中第八、九册的内容。

都昌縣鄒家咀鄒氏藏《嘉靖二十一年南康府都昌縣漁課冊》


出於研究的需要,我一直在閲讀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漁政檔案。在閲讀的過程中,偶爾會得到一些關於明清時期契約文書的新線索。這些零星的線索促使我們不斷返回鄱陽湖區進行田野走訪。二〇一三年下旬,我在都昌縣的漁政檔案中,獲得了一條可靠的資訊。在都昌縣周溪鎮鄒姓漁民的手中,還存有一些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我與曹老師商定在寒假期間一起再去一趟都昌,尋訪這些文書的下落。然而,二〇一三年對於我而言尤爲忙碌,小孩的出生使我没有太多自由支配的時間。這一年的寒假,我没有回江西老家過春節,而是留在了上海。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在王旺春的陪同下,曹老師按照已有的線索前往都昌縣周溪鎮,最後在現居九江的鄒氏子孫家中獲得了一份《嘉靖七年高安縣來蘇鄒氏漁民文書》。該文書記載了明洪武至永樂年間鄱陽湖地區漁課制度建立以及部分湖港、長河的“閘辦”“承課”情況。這份文書共有十五條記録,内容主要集中在洪武時期,永樂年間的記録只有一條,可謂彌足珍貴。只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只獲得了此文書的照片,由於原件破損非常嚴重,又没有進行修復和裝裱,且未得到鄒家人的授權,無法收録到本套書中。二月八日,曹老師與王旺春又去了永修縣漁政局,查閲和複印了該處保存的漁政檔案。

二月十一日,曹老師開車前往高安縣來蘇村,試圖尋找來蘇鄒氏的譜牒與文書,結果也令人沮喪。當天,曹老師又追尋到高安縣鸕鷀村的鄒姓漁民,除了族譜之外,也没有其他的發現。第二天,曹老師開車前往新建縣的南磯鄉。南磯鄉,地處在鄱陽湖之中,東與鄱陽縣蓮湖鄉、餘干縣康山鄉相望,渺水季節四面環水,枯水季節是一望無際的草洲、湖泊和濕地。在康山鄉袁、王二姓的文書中,我們注意到在歷史時期康山與南磯曾經圍繞東湖的魚利和石厫洲的荻草發生過宗族糾紛。經過與當地村民的交談,最後在謝姓家中發現了一本清嘉慶年間的訴訟抄本,一共三十八頁。我們本想複製之前的做法,也邀請南磯鄉謝家派村民代表携帶這本訴訟册到上海,由我們組織人員進行修復和裝裱。但是,由於當地村民的種種顧慮,這項計畫最終未能實現,只能留下這一缺憾。於是,我們只擁有該訴訟册的照片,而這些照片不僅不平整,在視覺上欠美觀,又未得到授權,亦未編入本套書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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